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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员宁理:一个巨大的矛盾体

榴榴杂谈 2023-04-06 09:28 出处:网络 作者:黑悟空编辑:@榴榴

演员宁理:一个巨大的矛盾体

 

宁理近照.
倘若人生真的有分界线,演员宁理的那条应该画在11岁。
那天是周三,宁理正在家中和姐姐、弟弟玩象棋,突然,堂姐神色慌张地跑来,告诉他们,妈妈被车撞了,去世了。年幼的宁理大脑一片空白,甚至还在想“那妈妈晚上还能回来给我们做饭吃吗?”,他不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。
“那天以后,我变得很没安全感,挺无助的。在我还没能理解生命是什么的时候,就率先认识到了生命的无常,所以我不敢有太多的喜悦,生怕快乐稍纵即逝。当然了,我还是希望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,但不敢抱太多期望,我一直在试图努力调整心态,但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本能,从幼时便嵌入了我的DNA。”宁理说。
安全感倏忽而逝,此后,生活以一种无序又无常的面貌呈现在宁理面前,和安全感一同离去的,还有少年人肆无忌惮的快乐,“如果把那段时间想象成电影,色彩都被抽掉了,连闪回的镜头都是黑白的,想起来都觉得晦暗”。
母亲走后,不安与悲伤就像一层密不透风的网,笼罩在这个不幸家庭的上方。压力最大的是宁理的父亲,他不仅要靠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三个孩子,还要学着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父亲没再笑过。
一年之后,下班回家的父亲,拎回来一个手摇留声机。晚饭结束后,父亲将一张唱片放入留声机,悠扬的歌声飘了出来,一家人围在一起,听李谷一的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、听施特劳斯的圆舞曲。宁理说:“母亲走后,家人交流变得非常少,每个人都很沉默,但从那天起,家中慢慢恢复了欢笑。”
实际上,父亲并没有足够的钱买一台新的留声机,他只是花钱买了一个旧机芯,再挑选一块合适的木头,在外面刷上一层油漆,自制了一台手摇的留声机。黑胶唱片太贵,父亲就买那种一眼望去完全透明的塑料唱片。即便如此,这样一台简陋的留声机、这样一张廉价透明的唱片,仍给这个阴云密布的家庭,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和鼓舞。
宁理自此爱上了音乐,他什么都听,流行乐、爵士乐、古典乐,最爱的是摇滚乐。摇滚乐成为他发泄情绪的绝佳途径,“我喜欢甲壳虫、枪炮与玫瑰、老鹰、崔健,等等,摇滚让我有一种被点燃的感觉,突然一下,每一寸毛孔都张开了,整个人血脉偾张”。
多年之后,宁理在《你好,旧时光》中扮演一名班主任,对着学生弹唱甲壳虫乐队的Yesterday,他弹得十分动情,娓娓唱着—— “Oh,yesterday came suddenly. Why she had to go ? I don't know.”(转眼间我就回到昨日,为何她一定要离去?)
一个爱哭的父亲
作为演员,宁理免不了要参加各类活动。穿西服、走红毯,积极社交,从容应对媒体,这些本应习以为常的事情,却时常令他感到局促不安,“其实我挺怕见人的,人一多就紧张,特别拘束”,比起光鲜亮丽的名利场,宁理更喜欢躲进角色里。
“我是一个矛盾的人,内心有荒凉悲观的一面,也有躁动热烈的一面。有时也想拿出点热情来,又担心完全表现出来会吓到别人,只好极力克制,中和得太猛了,就显得有距离感。曾有人跟我说,‘你怎么总是这么客气啊’,其实我是拿捏不好交往的尺度。”
“矛盾”一词最早见于《韩非子》。一个楚国商人在大街上兜售自己的矛与盾,认为他的矛锋利到能刺破任何一样东西,他的盾坚固到能抵御所有的锐器。周围有一个看热闹的人,他反驳商人:“嘿,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会怎么样?”
对宁理而言,这种矛与盾互搏的场面,在内心经常上演,经年累月,无休无止。多年下来,矛与盾似乎早已在他体内达成某种平衡,偶尔牵制,不时切磋。
“矛盾不全是坏处,它使我的内心变得丰富,能站在不同角度思考问题,知晓不同情形下的不同反应,学着更客观地看待问题、看待自己。我所呈现的表演,几乎全是矛盾留下的印迹,我在接受矛盾带来的所有好处和坏处。”

演员宁理:一个巨大的矛盾体

 

宁理参演了电影《流浪地球2》。
内里极致的反差,反哺到角色创作上,使得宁理犹如一条变色龙,无比自然地游走在各种角色之间。
回望2017年的影视作品,宁理在《无证之罪》中饰演的杀手李丰田,绝对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狠戾角色,甚至称得上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记忆,有网友评价:“这个男人,让哈尔滨的冬天更冷了。”
在角色当中过足了瘾,回归到日常生活,宁理会呈现出一种截然相反的面貌—— 工作中,他为人谦逊有礼,生怕自己在不经意间怠慢、辜负了别人的热情;生活中,他热爱文艺,喜欢读书和音乐,涉猎面相当广泛,还喜欢养各种小动物;而当他转身面对家庭,又会变得格外柔软、小心翼翼。宁理是一个爱哭的父亲。
多年前,在产房门前焦急等待的宁理,第一次成为父亲。此前,他对婴儿的全部了解,均来自影视作品——“仿佛自带一道圣光,如同天使一般降临人间。”可当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女儿,他却惊讶到完全讲不出话——“皱巴巴的,像一个绿色小青蛙,跟可爱完全不沾边,我当时就想,影视作品里看到婴儿流下激动泪水的父母,是不是都是被吓哭的?”
宁理的父亲在此时打来电话,询问孙女的情况:“健康吗?漂不漂亮?”看着眼前皱巴巴的小婴儿,宁理一时语塞。后来,他才知道,羊水中泡过的婴儿就是这样的,“一周之后,我总算长舒一口气,哈哈,看着女儿的小脸,我觉得世界都变美好了,我愿意为她付出一切”。
有一次在外地拍戏,宁理看到一位年轻母亲正在跟她三四岁的女儿发脾气,她往外用力拖拽孩子,孩子却一个劲儿往妈妈身上靠。宁理赶忙上前劝说:“你不要这样对孩子,她不明白什么意思,只会觉得害怕,你这样会吓到她的。”
“不管妈妈如何往外推搡孩子,孩子仍想紧紧贴着妈妈的身体,妈妈对她意味着安全感,那是一种莫大的依靠。那一瞬间,我心里特别难受,仿佛感受到了孩子的那种无助。回到酒店,我哭了好半天。”宁理说。
宁理也曾对女儿发过脾气。见女儿不好好写作业,咔嚓几下,他就把作文本撕了,随后板起脸,对女儿说:“重写!”女儿愣住了,没有哭,只是呆呆地看着宁理。
“那一刻我特别心疼,赶紧跟她说,哎呀,今天太晚了,先睡觉吧,明天再写。”等女儿睡着,宁理找来透明胶带,把作文本粘好,珍藏起来。“我告诫自己,以后一定要注意言行,不能乱发脾气,不要让孩子陷入无助,一颗心可以和一颗心讲道理,但绝对不能伤害它。”
前段时间,宁理跟小女儿视频,发现她脸上长了青春痘,正在为此感到苦恼,宁理便安慰女儿:“没关系啊,这是青春期的标志,是人生必经的阶段。”
挂掉视频,宁理又难过了,“作为一个父亲,即便再爱自己的孩子,用尽各种办法保护她,希望她的未来能够稍微轻松一些,结果呢,仿佛一切都是徒劳的,人生所有的阶段、所有的痛苦,她都得靠自己去面对。唉,我给的爱其实很空洞,没什么帮助”。
有一次,宁理对女儿说:“宝贝,谢谢你,谢谢你愿意当我的女儿,下辈子还当我女儿行吗?”没想到女儿一脸天真反问道:“下辈子你要是狗呢?”可爱之余,更令宁理心生感慨:“我还是活在当下吧,万一下辈子真是狗的话,凭什么要拉上女儿啊,哈哈。”
宁理时常担心自己在外拍戏时间太久,女儿会因此跟自己疏远,女儿却表现得十分成熟,她告诉爸爸:“不会的,我有自己的生活。其实你是每天都会跟我们通话,我有很多同学,他们的爸爸天天在家,但他们从不交流,最起码我的爸爸很关心我。”
“我讨厌‘飙戏’这种说法”
宁理喜欢李小龙,视其为偶像。李小龙早年间的一段采访令他受益匪浅,李小龙说:“一个好的武术家就像水一样,为什么?因为水是无形的,你抓不住它,也无法用拳击伤它,所以像水一样柔软灵活吧。”这段话,后来被刻在李小龙的墓碑上—— “以无法为有法,以无限为有限。”
宁理在表演上追求的效果,便如水一般,灵活、柔软、没有定式。他从不让自己陷入程式化的表演,更不会拘泥于某一类角色。演杀手出圈之后,一下子递来很多关于杀手的剧本,宁理并没有顺势强化这一标签,而是更为审慎地挑选剧本,“每次都想演点不一样的,必须得有变化”。
同样地,在演完一个角色后,宁理也会迅速抽身,不会让角色在身上残留太久,“作为演员,我也不知道这样是好是坏,但我几乎每次刚演完就忘了,有时接受采访,让我回忆表演细节,都记不太清楚。我在角色上的新陈代谢比较快”。
对宁理而言,表演技巧是他作为演员所拥有的一门独特的“语言”,分析角色时产生的诸多想法,便通过这些“语言”得以呈现——“表达可以简练,可以繁复,最重要的是准确,要让观众清楚知道你的表演意图是什么,引领他们进入角色的世界。而不是像老师一样,居高临下地告诉他们,快看,我演的是一个杀手,我演的是一个警察,这样的表演是流于表面的。”
拍摄《无证之罪》时,宁理一直在想,怎样才能把人物的外在行为和内心活动结合在一起。思前想后,最终他跟导演建议,让李丰田反向抽烟:抽出一根烟,掐掉烟的过滤棉,点燃滤纸部分,在一片黑暗中,燃着的火苗,映出杀手的轮廓——紧锁的眉头、耷拉的眼角、凌厉如刀割的鼻梁,以及一张看不出任何情绪的脸。
影评人毛尖曾在《凛冬将至》中写道:“李丰田在出场时一点也不起眼,但锋戾之气就在他的眼神和手势里。这个李丰田,简直冰血暴。让他去角逐2017年影视剧的年度罪人,我觉得那是稳稳的。”
实际上,宁理在生活中并不抽烟。拍摄《无证之罪》时,为了角色需要,他开始成包成包地抽,甚至一场戏就能抽掉一包烟,然而等拍完这个角色,他就立刻戒掉了烟,“拍完再抽烟,就觉得没味了”。
演到“用烟灰缸砸人”这一桥段时,宁理早已完全沉浸在角色之中,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嘴角泛起的微笑,看回放才发现,“李丰田身上有着十足的动物性,他完全不尊重生命,甚至对自己的肉身都没有半点怜悯,杀人对他而言仅仅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,所以他才会在打完人之后露出笑容,随手抄起附近的锦旗擦手,在处理尸体的时候啃食鸡腿。生命对他而言,没有丝毫意义”。
剧中,李丰田随身携带的草莓形状的购物袋,是宁理在京客隆超市购物时附带的赠品,他觉得草莓购物袋很有意思,便在演戏时将这一细节加入。“李丰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,完全不在意形象,什么顺手就用什么。”
宁理很感谢李丰田这个角色。在《鲁豫有约》采访中被问到“你觉得人生中最特别的一年是哪一年?”时,宁理毫不犹疑地回答:“2017年。”
扮演李丰田火了之后,宁理有些不知所措,心里一直犯嘀咕:“真有这么好吗?是不是过誉了?”其实,宁理花在每一个角色上的时间是一样的。从《无证之罪》的李丰田到《沉默的真相》的张超,再到《爱情神话》的小皮匠和《警察荣誉》的陈新城,角色可大可小,人物亦正亦邪,宁理却总能动用自己的想象力,让角色变得更加丰富。
即便剧本只有一句话,宁理也会加上自己的设计,他从来不会因为戏份的多少,放弃对人物的打磨,一拿到剧本,就开始琢磨如何进入角色,并且总能在灵光乍现的一刻,寻得赋予角色灵魂的抓手。
宁理在《扫黑风暴》中饰演马帅,为了演出马帅身上那种没文化的感觉,他故意将“斯洛文尼亚”念成“斯洛加利福尼亚”,充满喜感的同时,角色个性呼之欲出。
在《爱情神话》中饰演小皮匠,虽只有寥寥几句台词,他依然设计了一个操着“洋泾浜英语”、喜欢喝手磨咖啡的形象。
在宁理看来,唯有如此,当小皮匠念出那句“每个女人这辈子都要有一双Jimmy Choo”,才会显得毫不违和。
不过,宁理从来不认为这些灵感依托于自己,在他看来,是编剧构建了蓝本、导演设计了风格,演员则是在此基础上,为角色注入一些鲜活的想象力,这是一项互相成就的工作。
“很多时候,我都觉得作为一名演员,享受了太多剧作家才华的红利,所以我很不喜欢‘飙戏’这种说法,每个人都是戏剧创作的一部分,最大的成功应该是建立一种和谐,成为和谐中的一部分。”

演员宁理:一个巨大的矛盾体

 

宁理参加《见字如面》节目录制。
“爸,您儿子不幸考中了!”
宁理从小就喜欢表演,只不过那时年纪小,没有意识到那是表演。“小时候我爸总揍我,我一挨打,就龇牙咧嘴地叫,我爸一听我喊这么大声,下手就会稍微轻点,哈哈,这些都是对我演技的磨炼。除此之外,我还喜欢角色扮演,玩打仗的游戏,一会儿演八路军,一会儿演翻译官,一会儿演伪军,一会儿演狗特务,一个人恨不得演八个角色。”
高三复读时,宁理突然得知有大学专门教人表演,顿时来了兴致,却不想遭周围人奚落——“哎呀,你别考了,眼睛那么小,人家都浓眉大眼的,你这样怎么当演员?”父亲也不同意,觉得做演员不稳定,希望宁理学一门靠谱的手艺。
宁理没理会这些,拼命补习了几个月,最终考入上海戏剧学院。考上之后,他跟父亲开玩笑:“爸,您儿子不幸考中了!”
很多人以为宁理凭借“李丰田”这一角色出圈,是中年演员大器晚成的典型。实则不然,发生在宁理身上的,其实是一个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的故事,用宁理自己的话来讲,“我几乎是在事业顶峰时选择离开的”。
从上戏毕业,宁理被分配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,当即成为男一号,跟众多知名导演合作。彼时的宁理,正值青春年少,一路顺风顺水,却在心中隐隐担心遭遇瓶颈,“我进剧院没跑过龙套,直接开始演主角,演着演着就迷茫了,经常产生一些不着边际的宽泛想法。这些想法早已超出演员的范畴,让我觉得困扰,我迫切地想要了解更多未知。再加上当时出国热,我就出去了”。
在国外生活的十年里,宁理的生活品质和社会地位大不如前。他穿二手衣服,吃最便宜的罐头,打很多份工 ——送过报纸、当过房屋中介、干过珠宝鉴定、学过翻译和金融,最后差点在邮局成为正式工。
“我想我干什么来了?跑来美国就是为了过一眼看得到头的日子吗?”宁理不甘心,拒绝掉邮局的工作,随后,他考入明尼苏达大学,学习电影制作。兜兜转转一大圈,宁理终于确定了真正热爱的事情——表演。
谈及是否后悔出国,宁理显得很坦然:“可能人总认为得不到的是最好的吧,甚至会在想象中不断美化没得到的事情。其实无论做出何种选择,快乐和痛苦都是交织在一起的。选择不同的路径,自然也会在沿途看到不一样的风景,没什么好后悔的,全都是宝贵的经历。”
在明尼苏达大学学电影那段时间,宁理学会一个道理——“永远保持好奇,对人、对事不要做太多预设。”他说:“只有你试图靠近对方,了解他的内心世界,才会为他的经历感到唏嘘。你永远不会在乎任何一个人,直到你了解他背后的故事。”
懂得这些道理后,宁理终于真正理解了父亲。母亲离世后,曾经温和的父亲,脾气变得越发暴躁,对他动辄打骂。这些曾一度令宁理感到恐惧,“后来想想,父亲只是压力太大了。母亲去世前,父亲常下了班,去剧场看北京人艺的表演,还喜欢吹口琴、研究各种小玩意。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,拿了工资之后买的第一个礼物就是口琴”。
“父亲本来有一颗特别文艺的心,母亲离世后,他就把这些统统藏了起来。我爷爷离世很早,父亲没有可以效仿的人,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,妻子又走了,他总是担心自己变成一个失职的父亲。”宁理说。
小时候,有一次半夜醒来,宁理看见父亲坐在油灯下给他缝书包,一边缝,一边悄悄抹眼泪。父亲心里应该有很多委屈和难过,这些辛酸,父亲只敢在深夜里掏出来,悄悄地脆弱片刻。
每当回忆起与父亲相处的点滴,宁理总是觉得很心疼。他在小学四年级失去母亲,直到他读大二,父亲才选择再婚。那一年,父亲小心翼翼地给宁理写了一封信,“那封信写得特别肉麻,我能感觉到他的难以启齿,其实我特别理解他,作为一个男人,完全不知如何跟子女讲述自己的情感生活”。
如今,宁理的父亲已经不在了,但生活的惯性还在。生活中,宁理仍会时不时冒出“欸,这事儿得问问我爸”,转念一想,父亲走了。每当重阳节,宁理仍会给父亲发送一条祝福——“爸,节日快乐!”
受父亲影响,宁理学了很多乐器,他说:“我会吹口琴、吹箫,还会吹单簧管,会弹吉他,最近还想学架子鼓。等我老了,干脆找一帮老头组乐队得了,那多带劲啊。我啊,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快乐的小老头儿。”
很多年前,每月工资只有150块的宁理,就曾拿出100块,在上海一家高档酒店,买了张摇滚乐队的门票。在摇滚现场,宁理越听越激动,后来,索性冲到台上,跟乐队成员一起唱。
彼时正是春寒料峭,宁理却手舞足蹈到满身大汗,开始一件件脱上衣、外套,最后只剩一件白背心。酒店经理见状,赶忙派人把宁理从台上往下赶。结果,乐队主唱和他一起跳下了台,并将话筒递到他手上。宁理顿觉热血沸腾,接过话筒,大声唱了起来。
“如果有机会能潇洒走一回,为什么不呢?”宁理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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